作品展示

基本信息

作品名称：《童年话语：小学课文，成长的见证》

体　　裁：散文随笔

出 版 社：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

出版策划：凤凰树文化

作    者：岳瀚  著 

定    价：28.00元

开    本：大32开本

成书尺寸：宽×长=142×210（毫米）

书    号：ISBN9787830003036

编辑推荐

课本上简单的故事，启蒙了我们对世界最初的认知

书页上歪斜的笔迹，承载了我们纯真美好的时光

当我们经历了世事纷繁，重新品读这些小学课文

你是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?

内容简介

记得王冕学画吗？记得狼和小羊吗？记得三味书屋吗？……一篇篇小学课文，带给我们启迪的同时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一生的成长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的童年，难忘的课文，就这样散落在风中，渐行渐远了。本书将会带你一起重温那段美好的岁月……

作者简介

岳瀚，祖籍天津，生、长于山东德州。拥有艺术学学士和艺术学硕士学位。著有《“笑”的哲学——央视春晚经典小品的社会化解读》一书，曾发表散（杂）文、影评、电影文学剧本等。现居青岛西海岸，从事写作、文化项目策划、教育培训等工作。

目录

地理的启蒙

当春风再一次吹过

不称职的“小干部”

每当雨水来临前

伟大的出处

伟大的延续

古诗“们”

成语“们”

初识鲁迅与重读鲁迅

“阅读课文”带来的阅读回忆

因“过年”讲老舍，因老舍忆过年

……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“两个铁球”的背后

在学《两个铁球同时落地》以前，我们接触过以自然科学为主题的课文。之后当然也有一些。但四年级下学期的《两个铁球同时落地》，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分量。这篇课文提到了两位欧洲不同时期的先哲—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的伽利略（Galileo Galilei）。文中记载的“事件”，背后呈现的是一幅广阔的科学史、文化史图景。而图景背后，蕴含的是无尽的思考。

尽管亚里士多德早于伽利略一千多年登上历史舞台，但在中国孩子间，伽利略的名气好像更大。在没学课文之前，我是知道伽利略的，但不知谁是亚里士多德。知道伽利略，是因为之前在类似于“科学家故事”这样的童书上读到过他。那本书或许也讲到了亚里士多德，甚至也（草草）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故事。如果这样还是没有记住他，只能说亚里士多德的“事迹”不如伽利略的有趣了。

在中国，伽利略时常以这样的“形象”出现：善动脑、勤动手。这样的品质，是大人渴望孩子具有的。因此，长久以来，伽利略在中国的“本职”仿佛是教育广大少年儿童：他的“励志传奇”被书商看中，绘成一个个或真或假，或真假参半的故事；他的大幅画像也悬在中小学教学楼走廊的墙壁上，尽管真正停下来注视的人不多，但在学课文之前，伽利略绝不是“生人”。

这是一篇涉及自然科学的课文，但并没有揭示太多科技的奥妙，因此更像是一段科学技术史的复盘。有时候，这比对“纯科学”的介绍更富价值。因为说“史”，往往会牵出“思想”；对思想的认知，会让我们更有头脑。课文的主旨，意在学习伽利略不迷信权威，大胆追求真理的精神。虽然现存的史料还无法证明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了这个实验，但这个“美丽谎言”的背后，还是有值得后人去深挖的东西。

伽利略是“文艺复兴”时期的杰出人物。尽管早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，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大、思考的加深、分析问题能力的增强，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，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产生了质疑。不过，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教会的正统思想，怀疑、反对亚里士多德，无异于将矛头对准了教会，这自然是十分危险的。而尽管“文艺复兴”带来了思想解放，促进了科技进步，但还远达不到为所欲为的程度。1629 年，伽利略完成了《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》（Dialogue Concerning theTwo Chief World Systems ：Ptolemaic and Copernican ），并于1632 年出版。但由于亚里士多德是“地心说”的维护者，受保守人士的“撺掇”加上教皇的多疑，教会决定审判伽利略。该书出版的次年，年近七旬的伽利略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受审，结果是“禁书”“入狱”。但在这桩案件上，教会表现出了相对的仁慈：伽利略并没有进入罗马的监狱，只是被拘禁在了佛罗伦萨的乡间别墅里。

伽利略是温度计的发明者，也是将望远镜用于科学研究的第一人。加之“两个铁球”实验的著名，使很多人相信他是“实验科学”的开创者。暂且不论这样的定位是否准确，“文艺复兴”的思想活跃、人才辈出，一定存在一个漫长的潜伏期。思想、文化、技术等领域的熠熠生辉，不会是简单的一蹴而就。不过，在之前的学习与阅读中，时常是这样的印象：中世纪的欧洲同“黑暗”画等号，当时间来到“文艺复兴”应该发生的那一刻，一切变得光明了。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，自然十分遗憾——它会引导人们将某段历史看得太糟糕，或想象得过于完美。这样，历史的公允性很难再有生存空间。而没有了公允，相当于蒙蔽了双眼，无法看得清、认得深。所以，以“文艺复兴”为例，后人既要看到这不是一个阴云散尽的时期，也要看到所谓的中世纪并非没有一点人性的曙光。

……

20 世纪40 年代，李约瑟来华。他看到的，一面是古代中国在科技、文化上的成就，例如都江堰、敦煌壁画等；另一面，则是这个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古老国度，从“鸦片战争”起，已处在水深火热中达百年之久。在当时很多西方人看来，中国是落后的。但通过调查走访，和中国的同行攀谈，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“近代”开始逐渐落后。在他看来，公元前1 世纪到16 世纪，中国处在领先的水平。但也是在16 世纪，“文艺复兴”运动达到顶峰。“文艺复兴”开启了欧洲近代化的历程，使欧洲在未来的几百年间领先世界。而这时的中国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中国在16世纪左右开始落伍了？

举个例子。前面讲到，欧洲在“文艺复兴”前就已出现近代大学，并且是自主自制的机构。但中国所谓的“高等教育”场所，是受政府严格控制的书院。同时，大部分书院的办学目的很明确——应对科举。所以，不少书院无形中成了“科举培训班”。考前人声鼎沸、一座难求，考试结束立马冷冷清清。而为了应对考试，书院常常只教授与考试相关的“文科”——自然科学的知识由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。

还有一点值得注意。虽然16 世纪后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体上是艰难的，甚至是停滞的，但不排除在某些具体领域，出现过发明与创新。但，由于这些“发明家”“革新者”可能就是一般工匠，或普通百姓，因此他们的成绩很难被重视，更难有机会受邀成为政府的“技术官员”——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做官路径。而相应的“路径”，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各级官员往往是“文科”出身。他们不懂得自然科学，怎么会意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，从而领导百姓和国家走上发展科技的道路？直到清末出现了“洋务派”，这样的情形才稍稍有了改变。

其实，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与自然科学没有一点交集。他们可以不关心数学、物理，但不会不关心天文。但关心的原因却愚昧得让人发笑——根据天象判断“天意”，以便查证自身（中国人的宇宙观：上天等同于君王）的不足，甚至关涉治国方略。因此，天文台一般不会远离皇宫；而一旦发现异常，天文台的官员会事不宜迟地向皇帝奏“密折”。所以，同是天文领域，伽利略用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学说（“日心说”）的合理性；中国的皇帝却用天文台完成着带有迷信色彩的精神仪式。

《两个铁球同时落地》是一篇鼓励“质疑”的课文。文的开篇也讲到伽利略在上学时被同学称为“辩论家”。我们也清楚，“质疑”“辩论”对于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。但实际上，在儒家思想中，辩论是不被提倡的，因为儒家知识分子（希望）将“忍”和“让”作为某些方面行事的指南。这背后，是“礼”的观念在起主导作用。

有史料记载，伽利略是个极有表现欲的人，有时会显得倔强，甚至对他人进行讽刺。这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，绝对有失体统。所以，怀疑不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作风，这样，也就不存在辩论的传统。缺少“怀疑精神”和“辩论传统”，无论是对“温故”，还是“知新”，都没有太大的帮助：一方面难以做到去伪存真；另一方面，不懂得怀疑，“羞于”同他人擦出智慧的火花，就已经限制对新事物的认知了。

以上寥寥几言，当然不是全面而深刻的解释，因为我的确没有这样的能力。这寥寥几言，可视作探寻“两个铁球”背后秘密的“读书笔记”。即便如此，敲下这些文字，心情也是复杂的，甚至是沉重的。初中、高中，学习中国的历史，对“由盛转衰”这个词不陌生。区区四个字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，愈发感到它们不是“考点”“答案”，而是裹藏着巨大动能的情感集合。这样的感悟，是历史的“在场”与参与，及一种不加修饰的家国情怀。